【卷首语】
青年兴则国家兴,青年强则国家强。青年人对时事热点总有强烈的敏感,也有直抒己见的欲望。“师说新语”栏目希望紧扣时代脉搏,关注校园内外的新鲜事,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分享观点,抛砖引玉。欢迎广大同学参与到每期讨论中来,无论东南西北中,酸甜苦辣咸,同学们若有感兴趣的话题,想听听老师们的看法,也请随时向我们报送。衷心希望本栏目能和大家一起关注时事,启迪思考,身在天华,心系天下。
【作者介绍】
聂晓晶
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通识学院副院长、党支部书记,复旦大学哲学硕士
2016、2017连续两年获天华学院“师德标兵”优秀教师称号
1995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倡议将每年的4月23日设立为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—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“世界读书日”,这一天也是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,1616年4月23日,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。在2018年的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,我打算将前年一场讲座的内容,以文字的形式,分享给更多的同学,这场讲座的名字就叫做“读书与做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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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16年初,学校董事会决定成立“天华学术讲师团”,汇集校内名师,面向全校同学开设各类学术讲座,当年夏天,学校千人大礼堂落成,16级新生入学后,讲师团移师大礼堂,由通识学院承办,因此我也有幸成为讲师团首位登上千人大礼堂的主讲人。现谨节录讲座文字内容如下:
我真的也不是谦虚,我一个普通教师,怎么会第一个站到千人大礼堂讲台上来?天华有那么多资深的学者、教授,还有各学科的教学名师,本该他们来开这第一讲。讲师团开会时,我说另请高明,但领导和教授们说,大家已经决定了,就你来开这个头吧。我一想这也是我分内的事,毕竟以后的讲座都由通识学院承办,我就先来抛砖引玉,学习一个,为后面的讲座组织工作积累些经验。在座的同学们来自学校各个学院,因此我们今天的讲座不涉及具体的专业知识,只跟大家谈一件从小到大都在做的事:读书。讲座过程中,各位如有问题,可以通过微博向我实时提问,我会根据大家的问题现场作答。
我是一个以教书为业的人,从小到大可以说几乎没有离开过校园,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,自然都离不开看书,可以说算是“半生与书相伴”了。作为一个比大家年长一倍的“长者”,其他的人生经验未必丰富,但有关读书,或许还能够分享一二。首先想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藏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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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目前,我家里的藏书不算很多,计有2500多种,3000多册,为了方便自己查找,多年来我有一个习惯,就是将每一本购入的书籍在电脑里进行登记,比如书名、作者(译者)、出版社、价格、购书时间地点、初次完成阅读时间以及在家中书架上的位置等等,也可以给大家欣赏一下我历年做的一些数据工作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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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问题来了。
我们为什么要读书?
是为了在考试中获得一个更好的分数?
是为了表现得像一个爱学习的乖宝宝来取悦师长?
还是为了在谈恋爱时向对方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?
你们的心里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,我也有我的答案,今晚我想用三个故事来告诉你们,我为什么要读书。
(一)生死决别时的传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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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上这个慈祥的老人是我的祖父,也是世上第一个教我认字的人。在我不满两周岁的时候,他就开始用毛笔在裁得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上写下一个个汉字,让我识记,以至于我在上小学之前就基本能够独立地读书读报。他在教我识字时,就跟我讲过他幼年的故事,那是在民国二十年(1931年),苏中苏北整个淮河下游发生了严重的水灾,彼时居住在那里的祖父一家被迫逃难,灾后瘟疫肆虐,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不幸染病,卧床不起。当时祖父还不到十周岁,刚上初小,水灾加上父亲得病,使他也只能辍学在家。有一天他独自在家,父亲疼痛不堪,辗转呻吟,九岁的祖父就问父亲自己能做点什么以减轻他的疼痛,我的曾祖父说:“你把学堂里的书拿出来,读给我听,我就不痛了。”于是祖父就听话地拿出课本响亮地念诵。慢慢的,父亲不再呻吟,伸出无力的手抚摸着他的头……
不久以后,我的曾祖父就去世了。
此后,在祖父的人生中,读书就不再只是攸关一己名利的事,更是对父亲遗愿的铭记,九岁丧父,家道中落,作为长子,上学已成为奢望。十三岁起他就背井离乡,从做学徒开始在外谋生,但他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求。直到晚年,说起少年做学徒的经历,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店老板家有个亲戚,曾经送给他一套残破的《四书》,让他感谢了一辈子。在上海解放以后,仅上过不足三年初小的祖父竟然兼职做起了单位扫盲班的教师。六十年代,他所在的部队后勤工厂从军服制作转产为无线电设备制造,年近五旬,做了半辈子服装的祖父竟然自学无线电的技术,后被单位派去上海交大培训,成为了一名无线电方面的质检师。能做到这些,与他这一生时刻不放弃读书、学习的习惯是分不开的。自然,他也希望将父亲的遗愿传承下去,看到儿孙在学业上的进展。在这样的影响下,我从小到大很少会去思考“为什么要读书”这个问题,有什么“为什么”呢?这应该是基因里带着的习惯吧。
对我的祖父来说,读书是悲怆中的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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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漫漫长夜里的灯火
我是1998年上大学的,那时,在座的同学们要么刚刚出生,要么正要出生。教我们这代人的老师们,大多数属于“共和国的同龄人”,也就是40、50年代生人。因为历史的原因,他们的求学之路比我们和你们都要坎坷得多。
我有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师,小学四年级时就赶上了“十年浩劫”,家庭“成分”不太好的他从小在班里就受到排挤,上高中、上大学更是不敢奢求的事,勉强熬到初中毕业,就被分配去了工厂做车工,那时他还不满十六岁,每到工作午休的时候,他就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静静地看书——其实也就那么几本“合法”的书籍:《马恩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鲁迅全集》。另一位老师,也是十五岁就去农村插队,一边放牛,一边读着革命导师的哲学原著。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,他们这也属于“碎片化”的阅读。后来我问他们,你们当时看这些书时,会预料到今后自己会成为哲学教授吗?他们哈哈大笑,那时候怎么可能预知呢?别说当教授了,就是离开工厂、农村,去参加高考,那时也是天方夜谭啊。我们现在回看历史,知道那只是短短的十年,熬一熬就过去了,但是如果你身处其中,你怎知道那样的生活会持续多久?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读书呢?他们告诉我们,因为在那个环境里,读书本身就是生活中最幸福的事,有什么“为什么”呢?1977年,高考恢复了,他们这种“毫无准备”的准备,点亮了他们的人生。
对我的老师们来说,读书是绝望中的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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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狭小阁楼上的微光
我小时候,上海市民的住房条件远不如现在,我们家自己在房间里搭了一个用来储物的阁楼,这个阁楼里存放着不少书籍,其中也有父母当时觉得不太适合孩子看的武侠小说之类。于是我每天放学回家后,总会爬上阁楼,借助微弱的灯光畅游在书的海洋里,感觉那时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。
2005年,我从复旦大学哲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,去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,最初的岗位是做招生,之前的文章里介绍过,每天主要的活计就是拨打或接听一两百个招生咨询电话,或者手工塞、糊并邮寄上千封通知信函,再就是外派去全国各地的咨询会上每天派发两三千份传单,招生旺季时会加班到半夜1点,第二天又必须8点半准时上班,最长的考勤记录是连续40天不休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还在默默坚持自己的习惯,就是每天都在包里放一本书,即使在半夜1点回家的出租车上,也必须打开看上几页,也没想过是为了什么,大概就是觉得,这样才配得上一个“读书人”的名号吧。2007年的暑假,一个偶然的机会,领导找我说,学院里公共课“中国文化概论”需要一个讲课教师,问我能否试试。于是,我就走上了讲台,没有太多的慌乱,因为我从未离开过书本,这个偶然的机会,让我寻觅到了人生的价值,我知道我属于这个讲台,也许,我就为此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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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,2011年的数值是最高的,为什么呢?因为那是我人生的一个低潮期,之前一年里,带大我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,工作上也颇为不顺利,主要原因在我自己(这些今后有机会另文叙述),我纠结于是否要放弃前景不错的行政职位,专职从事自己喜爱,但前途未卜的教学工作,以及由此对自己和家庭带来的各种影响,另外身体方面也不太好。在这个时候,唯有一件事能让我平复心境,就是读书,那两年里我读了不少书(当然大学期间由于借书多于买书,因此未在图表中留下太多记录)。然后我就做出了决定,2012年,我来到了这里,与你们在一起。
如果毕业后,七年的行政工作中,我不再读书,那么即使机会来到,我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教职,或者我也没有底气像现在这样,站在你们面前谈笑风生。和小时候一样,读书,就是小小阁楼里的那一点微光。
对我的人生来说,读书是无限可能性的积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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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12年6月2日,我受邀作为本科毕业生代表,在复旦大学2002届校友毕业10周年返校日大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,其中说道:“即使读书给我带来不了任何东西,但是我相信,只要我像大学时代那样,包里仍有一本书,我离复旦就不会遥远。”其实这话不仅是说给复旦校友们听的,也是说给大家听的,毕业后,我们怀念大学,怀念青春的方式有很多,但实际上,你们可以试试,也在包里放一本书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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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后,6月5日,我辞去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工作,来到天华办理了入职手续。
对人来说,读书是快乐,是慰藉,是信念,更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。
这就是我的答案。
本文转载自天华学院微信公众号
审核部门:新闻办
文字撰写:聂晓晶
图片摄影:聂晓晶
版面设计:应文浩
期刊总数:第111期